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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九年的岁末，就在那把象征传承的黄铜钥匙郑重交付后不久，博济医学堂内又酝酿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。这一次，主角换成了陈婉如和她所领导的“女科”团队，而事件的核心，则是一件即将被送入医学堂、注定要成为未来无数医学生“无声良师”的特殊教具。
事情源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讨论。那是在“女科”每周的病例研讨会上，苏静怡在讲解一个涉及特定穴位针灸治疗痛经的案例时，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取穴位置，她不得不借助墙上悬挂的标准人体经络图，又搬来那具医学堂公用的、有着数十年历史的男性针灸铜人模型作为参照。
“大家看，针感需要深透至子宫穴深部，大约在脐下四寸，旁开三寸处……”苏静怡一边在铜人光滑的躯干上比划，一边讲解。铜人铸造精良，穴位标注清晰，但那是完全依据成年男性体态比例和肌肉骨骼特征塑造的。
一位新加入“女科”实习的年轻女医学生，认真地看着，却忍不住小声提出疑问：“苏老师，这铜人……是男体。我们在女性患者身上取穴，位置和深度，尤其是涉及下腹、盆腔相关穴位时，因为脂肪分布、骨盆宽度、肌肉厚薄不同，是不是会有差异？而且，女性妊娠期、产后的体型变化，穴位相对位置是否也会移动？”
这个问题，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在陈婉如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异，实则触及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根本问题：主流的医学教具，无论是源于西方的解剖图谱、模型，还是传统中医的针灸铜人，其标准范式几乎无一例外是男性躯体。
女性的身体，在医学教育的源头，就被悄然“代表”甚至“遮蔽”了。学生们依据男性模型学习到的解剖位置、下针角度与深度，在面对真实的、具有不同生理结构和周期性变化的女性身体时，必然会产生认知上的偏差，甚至影响到临床操作的精确性与安全性。
研讨会后，陈婉如将这个问题提出来，与周小玉、露西、李静、苏静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
“婉如姐说得对，”周小玉沉思道，“就拿最常见的关元、气海、子宫、归来这些妇科要穴来说，在未生育和已生育的女性身上，由于腹壁松弛程度不同，定位和进针手感就大不一样。更别说孕期了，穴位几乎都在动态变化中。”
露西从西医解剖学角度补充：“女性骨盆更宽、更浅，盆腔脏器位置、韧带附着点都与男性有显着区别。传统的男性模型，无法体现这些差异。我们的学生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最初学习时，都不得不经历一个将‘男体知识’转化应用于‘女体实际’的摸索过程。”
李静翻阅着她们历年积累的病案和针灸记录：“其实我们在临床中，早已根据经验总结了不少针对女性体态的取穴规律和针法要点，比如针对肥胖患者宜深刺，针对消瘦或产后腹壁松弛者宜浅刺或斜刺，针对孕期某些穴位需禁忌或调整位置……但这些经验，都散落在各个医者的手记和口传心授中，从未被系统整理，更未体现在标准教具上。”
苏静怡的眼睛亮了起来：“我们能不能……制作一具专门针对女性的教学模型？不，不一定是传统的铜人，可以是更符合现代教学需求的、标注了女性特有解剖特征和经络穴位特点的模型？”
这个大胆的想法，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。陈婉如感到一股久违的、类似于当年决心创立“女科”时的激情在胸中涌动。这不仅仅是一件教具的制作，更是一种观念的彰显，一次对医学教育中无意识“男性中心”倾向的温和而坚定的矫正，也是她们“女科”多年临床经验与中西医结合思考的一次物质化凝结。
计划得到了林怀仁老院长毫无保留的支持。他听闻后，拍案称赞：“此议甚好！医学教育，贵在精准，贵在因材施教。男女体质有别，病各有异，教具焉能一概而论？此事若能成，不仅嘉惠后学，更是我博济实事求是、精益求精学风之体现！”
然而，具体实施起来，困难重重。首先是没有现成的、精确的女性人体三维数据可供参考。西医解剖学图谱虽有女性图示，但多集中于生殖系统局部，且与中医经络体系完全不兼容。传统的铜人铸造工艺复杂，成本高昂，且难以精准反映软组织差异和动态变化。
陈婉如决定集思广益，采用一种融合中西、注重实用的创新方案。她们成立了以苏静怡和李静为核心的技术小组，负责模型的设计与监制。
第一步，是确立标准体态。
她们没有追求某种“理想化”的女性体态，而是以博济医院历年健康体检数据库中，二十至四十岁未孕育女性的平均身体数据为基础，结合多位有经验的中医针灸师和西医解剖学教员的意见，确定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、中等身材的女性躯体比例和骨骼框架。考虑到教学需要，模型定为正常站立姿势。
第二步，也是最具挑战性的，是融合标注系统。
模型表面需要清晰呈现两大体系的信息：
1.
西医解剖标志点：如耻骨联合、髂前上棘、脐、肋骨下缘等体表骨性标志，以及乳腺、大阴唇等女性性征轮廓（以浅浮雕形式适度体现），这些是准确定位的基础。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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